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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
著有《山谷词》，且黄庭坚书法亦能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开创者的李志敏评价：“黄庭坚引鹤铭入草，雄强逸荡，境界一新”。
如果要评选北宋中后期的先锋艺术家，在我看来，黄庭坚可能要算得上最好的一位。在那个时代，摆脱苏轼的影响殊非易事，更不要说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黄庭坚作为”苏门“最年长的弟子，不但在诗文方面别开生面、开宗立派，书法也能不囿于师法，不但度越时辈，还可与古人争胜，真可谓大志者与善学者。
鉴于他在草书上达到的境界异峰突起，远迈时贤，其贡献绍于晋唐，很多人将这位江西诗派的鼻祖看作天才。不过事实上，在北宋时期，艺术天分高于黄庭坚者大有人在，因为满足小成或者分心政事，最终都堙没于时代;黄庭坚则是目标专谨，一步一进，终生修持，以渐悟与顿悟的交替，不断超越自身局限，逐渐抵达澄明之境。天才一词，抵消了黄庭坚上下求索的存在状态及其普世意义。
黄庭坚草书初学时人周越。苏轼以周越书为“险劣”，米芾则评周越书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黄庭坚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
无疑，黄庭坚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据他自述，早年学习周越草书，沾染上“弄笔左右缠绕”的习气，且笔法不熟，笔力软靡，俗气难脱，这种状况直到元祐三年《浣花溪图引》尚有表征。
自元祐初期聚游于苏门，在老师及苏门友人钱勰和王巩等人的批评氛围中，中年的黄庭坚反省到自己草书“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于是暂时地放弃了草书创作。“余少拟草书，人多好之，唯钱穆父以为俗。初闻之不能不慊。已而自观之，诚如钱公语。”对于自视颇高、追求“韵胜”的书家而言，其鄙夷俗书也到了毫发不容的地步，因此他做出了宁可不写草书的选择。虽然态度决绝，但实际上他对古人草法的关注和探究一如既往。
在后期的书论中，黄庭坚一再提到“少近古人”“去古人不远”，明确流露出希冀与古人争胜的心情。这样的思想背景与自我定位，使他在严肃的笔墨锤炼中，逐渐拉开了与同时代书家的距离，进而成为宋代草书的代言人，奏响了盛唐之后沉寂四百余年来草书艺术的又一强音，以独特的面貌雄视千古。
现存书迹中，能看到略早的后期草书已是绍圣二年左右(1095)的作品(《寄贺兰铦诗卷》，黔州)，此时的笔墨气象已经大为不同。而这之前的《熙宁帖》(1078前后)、《浣花溪图引》(1088)等作品，正有俗笔不工之虞，一如苏轼的批评说“草书有俗笔”，在这些前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苏门友人批评所产生的缘由。正是在这种求韵与斥俗的氛围中，黄庭坚始终保持着对草书创作的警惕，不轻易落笔，也不轻易示人，直到后来体悟笔法真谛。
“绍圣甲戌，在黄龙山中，忽得草书三昧，觉前所作，太露芒角……”(《书自作草后》)。“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草书老杜诗后与黄斌老》)。绍圣四年正月，当苏轼从友人手中看到黄庭坚所作草书后，叹赏不已，以张融“恨二王无臣法” 的典故表达了对其笔法新意的认可。晚年的黄庭坚也曾在《跋此君轩诗》中自负地说：“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
从书体的角度看，黄庭坚处处以其师苏轼为坐标、为参照，力图有所超越并自成一家，他的精进追求与艺术成就，因为坐标本身的高远，以及自己持之不懈的努力而不断达到更新的境地。白政民在博士论文《黄庭坚诗歌研究》中谈到，在诗歌创作方面“黄庭坚虽游于苏门，但他有不为牛后人的气概和求新求变的精神，所以在步武东坡时，能有所趋避，从而自成一家”。其实不仅是写诗，书法方面亦然。
后期草书的气象可以证明，黄庭坚书法成就是有出蓝之胜的。苏轼在惠州时所见黄之草书，还仅仅是其初悟草法的作品，并非高峰期之作，远不能同更后来的《诸上座帖》《李白忆旧游诗卷》等书迹相比。可以想象，设若东坡能在世看到《诸》《李》等帖，以其胸襟气度，必将感叹黄为当朝草书之冠。可惜在黄庭坚的晚年，苏门友人已纷纷下世，知交零落，徒添山谷老人曲高和寡的孤独。
历来有成就的书家，天资才力之外，志向高远，不甘人后， 因此对于自己尊崇的老师，也并不盲从，老师既是学习取法的对象，也是创造立新的潜在对手。苏黄终生不渝的坚贞友谊， 与艺术追求上的分合关系并不矛盾，苏黄交游对彼此艺术产生的深远影响，对有宋一代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正体现了精英文化传承过程的内在规律与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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