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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书画史上，有这样一位大名鼎鼎，评价却两极分化的人物。他官至高位，精通“六体”、“八法”，乡里之人却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喜欢他的人把他捧到天上去，厌恶他的人则对他恨之入骨。
他，就是董其昌。
“才艺平平，吾尤恨董断送中国画二百余年，罪大恶极。”
——徐悲鸿
“继文、沈之后，为能崛起不凡，独树一帜者，惟董。”
——黄宾虹
董其昌是一个聪明肯学且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在书法上的执意追求，是在受刺激后产生的。17岁时，他与比自己小一岁的家侄董传绪一起参加生员府试，文章更好的他却因书法不佳被置为第二。于是他开始发愤临池，初师颜真卿《多宝塔》，后渐入钟、王;22岁时学画，初以黄公望为师，而后遍学诸家，包括董巨、倪瓒等大师。“摹古”伴其终生，至八十而不辍。
在不断的临摹和总结中，董其昌进入了融会贯通、博采众长的境界。
明末朱谋垔编《画史绘要》评：“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 ，而处于儒雅之笔，风流蕴籍，为本朝第一”。
深谙古法的董其昌终成一家，形成了“用笔洗练，墨色清淡”的个人风格。
古人留下的画稿、课徒稿极少，名家之稿更是罕见。董其昌留下的《集古树石画稿》正是其中之一。
除开画作，董其昌的书法也始终是后人避不开的话题，其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也相当自负。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他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第一次有人以韵、法、意的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对后人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
既然董其昌的艺术造诣如此高超，为什么会是个口碑两极分化严重的人呢?因为在常规观念中，一个书画家应是清雅的，可董其昌却是个雅淫皆备的奇人。
《明史》评价董其昌“性和易，通禅理”，“终日无俗语”，俨然一个知书达理、与世无争之人，但与其晚年所作所为实在相去甚远。《民抄董宦事实》中记载的董其昌，是个一心交结太监佞臣、到处收受贿赂的势利小人。董其昌做官极其敏感的人，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便立即辞官回家，随后又因被上级眷顾，再次起用，反复多次，据《民抄董宦事实》所载，他最后几次归乡辞官多少和索贿不成反遭辱有关。
闲赋期间，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润笔贽礼相当可观。 物质会令人改变，坐拥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的董其昌一跃成为松江地区首富。同时，他对钱财和女色的攫取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本人妻妾成群，却还常常招致方士，专情房中术。
明朝16帝，除太祖，建文，崇祯外，其余各帝似乎都有习炼房中术的爱好，习炼房中术并不仅局限与宫廷，譬如名相张居正就曾过量服用丹药以至于最后燥烮暴死。晚年的董其昌也踏上了沉迷女色的道路。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董其昌做了一件极为恶劣的事。他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年轻美貌的女儿绿英。于是他的二儿子董祖常便带人强抢绿英。松江百姓为泄恨编出故事《黑白传》来让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董其昌认为这是一个叫范昶的人在捣鬼，派人对他凌辱逼问，以至范昶暴病而死。范母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董其昌父子竟派家丁对她们大打出手，又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进行侮辱。范家儿子用一纸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谁料官府碍于董其昌之名拖延不决。
愤怒的百姓以“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声讨董其昌，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百姓们将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炬，大火彻夜不止。 事后官府捉拿了若干参与此事的人草草结案，但董其昌认定背后必有士人唆使而纠缠不休。
这时就不得不提董其昌的路子多了，最后由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为其判决。除将直接参加烧抢董家的一干人等定为死罪论斩外，当地儒生，有五人受到杖惩并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惩并降级，三人单受杖惩。如此定案，世人皆怒，董其昌晚年的恶棍名声也是无法抹去了，于他艺术上的正面形象共存。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主恶霸，书画双绝的艺术大师，这两个听上去没有一丝一毫相同之处的身份却同时指向了董其昌。纵观文坛长河，这个双重身份的书画大家固然算不上一个好人，但他留下的艺术作品，仍然是我们在这一领域学习参考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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